《美中貿易戰的全球市場經濟系統與民主和平結構深刻原因》
美中貿易戰，以及背後的科技戰等。個人20180402在FT(英國的金融時報)讀到的一篇，覺得深刻，再找出來。那是劉遠舉先生寫的《中美貿易戰中被忽略的大象：技術轉移與安全聲明》一文，在中國瘋傳後被禁。只談其經濟理論，原來在市場經濟，各國不以國家力量干涉，各國只發展自己的優勢產業，譬如日本沒有GPS、荷蘭沒有CPU，美國沒有光刻機、英國沒有手機晶元、加拿大沒有核技術。在這個分工體系，沒有一個國家擁有全部的技術，各國經濟上互相依賴，這使得世界打不起仗，這是和平結構。但中國違反自由經濟原則，在一國之內追求完備的工業體系，而且這又是以國家力量介入併吞他國私有企業的不公平競爭。經濟上不依賴他國不止是經濟貿易上的問題，也對構成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其他各國造成安全上威脅。目前世界和平理論中最盛行的是「民主和平理論」，就是在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，這也符合二戰以後的歷史。上述的全球化市場經濟是此理論的輔助結構。中國的問題在上述市場經濟之外，政治上中國還是個極權專制國家。
陳立民(陳哲)
下為此文：
《中美貿易戰中被忽略的大象：技術轉移與安全聲明》
劉遠舉：中國承接了大量的技術轉移，通過非市場的方式，全面逆比較優勢而行，同時保持意識形態的獨特性，這顯然是一份「不安全聲明」。
FT (英國金融時報) 中文網
更新於2018年4月2日 06:49 FT中文網專欄作家 劉遠舉
美國宣布600億關稅的時候，我正在杭州，一個人晚上無事，去看了漫威的超級英雄電影《黑豹》。電影講的是，多年以前，一塊隕石掉到了一個原始部落。隕石上的振金金屬，是一種自帶科技的神奇金屬，於是，原始部落的科技得以飛躍，壓倒性的超越了目前地球上的任何國家。但是，原始部落在擁有高科技的同時，仍然是國王統治制度。由此也造成了電影中的一系列衝突。當然，電影的結局總是好人戰勝了壞人。
我們再來把振金故事的設定改變一下，假設振金具有這樣一種性質：學習、使用這種技術的人，都會有飢餓感、會減少十年壽命。那麼，當今哪個國家，承接這種振金技術的效率最高，可以一躍成為世界科技強國？顯然，這就是低人權優勢。這就是一個北京模式與華盛頓模式的故事。如果這個國家，像電影中那樣，要去拯救世界上的勞苦大眾呢？
講完故事，書歸正傳，還是回到自由貿易。
自由貿易的第一層意思是貿易，即商品的流動，人的流動，資本的自由流動。這些流動也是技術擴散的過程。
改革開放，特別是加入WTO後，中國製造業尤其是出口相關的製造業快速發展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，這一經濟現象的實質是技術擴散與技術承接。出口的實質是參與國際分工，國際分工背後則是技術擴散：FDI、進出口、世界工廠都是技術擴散的結果。
承接技術轉移過程，本質上是市場起作用，但中國的特殊之處則在於強大的政府主導。一般而言，政府主導是低效的，但在承接技術轉移的大背景下，因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術轉移，已經過市場甄別，承接技術一方已經知道高速公路、地鐵、發電廠、水壩、核電站、紡織廠、鍊鋼廠、乃至股份制、股票市場的技術和經濟合理性，所以，不需要市場進行方向性選擇，只需按既定明確的方向進行高速擴張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政府強勢主導的一些特點，如：集中力量辦大事，產權弱約束，不追求市場效率，忽視風險，乃至低人權，就成為了承接技術擴散的優勢。政府強勢主導和市場化的結合，的確非常適合這一階段的經濟發展。
在全球化體系中，技術轉移的形式很多，可以是合法的知識產權轉讓，甚至竊取，也可以是合資建廠，外資企業技術人員跳槽，留學生等形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這些形式，在全球化體系中，西方國家透明、高效的學術評價體系，實際上向中國輸送了學術評價功能。比如，在國外期刊上發表文章，國外的學術頭銜，在中國的科研體系中是有效的，這保證了國內學術方向的正確性，學術人才評價的客觀性，從而避免李森科式的意識形態學閥，也避免了當年錢學森畝產萬斤這類唯長官意志的論證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中國的創新，受益於西方國家的學術體系，以及保障這種學術體系的民主、法治。
在斯大林的支持下，李森科以一人之，拖慢蘇聯生物科學30年
技術創新是市場經濟皇冠上的明珠。從思想自由、學術自由的角度來看，技術創新，也是自由、以及保障自由的民主與法治的結晶。所以，中國通過參與國際分工，既能發揮低人權的優勢，又享受到了西方民主與法治的紅利。
自由貿易的第二層意思是自由。自由貿易，自由在前，貿易在後，先有自由，再有流動，本就有意識形態的含義。而且，自由的要素流動，會帶來意識形態的擴散，導致參與貿易的各方的觀念趨同。於是，自由滋生貿易，貿易促進自由，自由保障整個貿易體系的安全。
自由貿易保證安全，還有經濟層面的機制。在國際大分工的背景下，市場導向、利潤導向、比較優勢導向，各國必然會形成一種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分工局面，經濟上的綁定就會很緊密。比如，波音飛機的零部件由70多個國家的545家供應商生產。這就保證了整個貿易體系的安全。
那麼，如果貿易變得不那麼自由呢？毫無疑問，自由貿易帶來的意識形態趨同效應，沒有了。這也無需多言。其次，自由貿易保證安全的經濟機制，也沒有了。
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，比較優勢學說認為，國際貿易可以使一個國家在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，大幅度提高生產率。但薩繆爾森提出：通過國際貿易，一國在原本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，也可以意外地提升了生產率。這個時候，兩國間的比較優勢差異不再存在，國際貿易變得沒有必要。但是，原本在這個領域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國家，受益了，卻永損他國的利益。通常來說，按照市場原則，一般來說，一國的資本是不會投入到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去參與國際分工的，因為沒有優勢，會虧本。退一步說，即便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也會提升生產率，甚至達到和其他國家一樣的水平，但這個過程必定是緩慢的。但是，當國家的產業政策、財政補貼、非市場化的手段廣泛的、高強度的介入，卻可在短時間內達成這個目標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高鐵。強勢的劉志軍以控制整個鐵路市場的威力，壓制德國、日本相關企業，強勢的促進技術的轉移和承接、以及隨後的逆向工程與創新，一舉使中國高鐵成為世界第一。
這種逆比較優勢的行為會有什麼後果呢？
著名的科幻小說《三體》中有一個「安全聲明」的概念，簡單的說，就是自我剝奪飛向宇宙的能力，讓別人相信自己沒有危險。在現代政治理論中也有這樣的安全聲明，那就是所謂的「民主國家之間無戰爭」理論。雖然理論只是理論，但一定程度上，這仍然是一種現實的安全聲明。國際貿易、全球化，使得這種聲明更加可靠。
在今天全球化、國際大分工的背景下，在市場導向、利潤導向、比較優勢導向下，參與國的專業化分工只能導致各自加強其原來的比較優勢，也就是「自廢武功」。日本沒有GPS、荷蘭沒有CPU，美國沒有光刻機、英國沒有手機晶元、加拿大沒有核技術。這實際上是在發表安全聲明：「我始終相信世界是和平與發展的，我與世界始終不分離，不孤立，不對抗」。所以，不追求完備的工業體系，市場化的進入全球化分工，這是自由貿易之下，形成的安全聲明。
反之，如果看重、強調建設國內完整的工業體系，不是以市場導向、利潤導向，而是用政策、財政補貼去扶持弱勢行業，比如裝備業、半導體行業中的弱勢領域，計劃建立完整而強大的工業體系，那麼，這種方式就是在準備「我要獨立於你們而生存」。
此次貿易戰成為輿論熱點之後，網上有一篇文章列舉了世界上其他國家掌握的，而中國還沒掌握的核心技術，文章本意是想表述中國還離不開世界，但再想深一層，預示的意義深刻。首先，這種對比是不恰當的，因為是拿中國與世界相比，但是，某種程度上，這也是恰當的，因為中國對標的從來都是世界。
再舉一個例子，光刻機，是整個半導體行業的基石，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，是現代文明的基石。但是，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光刻企業，而中國人熱衷於發展自己的光刻技術。不管是在知乎，還是在軍迷網站，光刻機都愛國青年的熱點所在。
那麼，以非市場的行為參與國際貿易，這不僅是對WTO全球分工的不信任，本質上與自由貿易是衝突的。而且，更是對整個和平與發展判斷的不信任，與對潛在衝突的準備。這就是不安全聲明。更何況，中國還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、國內的民族主義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大國中，求戰心情最切的人群。此外，還有孔子學院、「銳實力」的諸多行為。
行文至此，可以總結一下了。通過有控制的參與全球貿易，中國承接了大量的技術轉移，同時，國內創新體系，也受益與西方的民主與法治制度。與此同時，在政府控制下，通過非市場的方式，全面逆比較優勢而行，實現趕超。同時，保持意識形態的獨特性。這一切放在中國身上，顯然，就是一份「不安全聲明」。
那麼，站在美國及其盟友的角度，這一過程不應持續下去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看到此次貿易爭端中，美國人說得最多的是技術。
這一次中美分別給出的增加關稅清單中，美國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，中國主要集中在農產品。有人說，從這份清單那看，美國是一個農業國，出口農產品，而中國是一個工業國，出口的是工業品。這種解讀當然是錯的。美國的這份清單，一方面是保護自己國內同類產品，避免他們遭遇中國產品的競爭。另一方面，作為技術更先進的國家，高關稅使得在中國生產的這類產品在美國市場缺乏競爭力，這就使得資本不會選擇到中國來進行生產，再出口到美國。這就避免了因為資本流動、合資建廠等方式導致的技術轉移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，西方有兩個戰略，第一是冷戰，第二是自由貿易。在中國人想著以市場換技術的同時，美國人想的是，用技術換意識形態。這正好是前面所說的自由貿易的兩個效應。現在，冷戰成功了，而後一個戰略失敗了，不但失敗了，而且，被兩國間因為貿易產生的經濟利益綁定、掩蓋，並穩定下來。以至於扎克伯格可以在辦公室放一本紅書，不用有任何公共形象上的擔心與顧慮。
在上世紀60年代，這是不可想像的。整個西方戀戀不捨低人權優勢產出的廉價產品，中美精英共治中國勞工的模式，讓西方精英欲罷不能。這個時候，美國人選出了特朗普。特朗普或許本無意於意識形態，但是，他身邊具體的政策制定者未必如此，更重要的是，一旦經濟利益綁定被打破，或者減少，資本的貪婪被長遠的考量壓制，原來被利益掩蓋的根本性的意識形態衝突就會重新冒出來，目前貿易模式所蘊含的對西方的不安全性就會被人審視，世界就不可能再回到原來的均勢上。
所以，即便短期貿易戰能夠得到和解，從長遠來看，這種有控制、非自由的貿易模式，是不可繼續下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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